市镇发展与脑袋外包

走遍马来西亚东西南北，弃置的店屋、房屋发展区并不少见，有些还是发展商收了钱，却遇上种种状况无法如期完工，卷铺盖走人，留下买主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发展工程。

在我的家乡古来，半途荒废或完工後无法如愿有所发展的工程，处处可见。这些楼下开店做生意，楼上住人或当办公室使用的低楼层“店屋”，並非马来西亚独有特色建筑，但像马来西亚这种直接把市镇规划交给私人发展商“动脑”，政府只管卖地，被动批文的状况，实属罕见。

从一个区域的住屋建设、商业区、工业区、道路设计、公共交通、排污设施，到区与区之间的整合，无一不是必须整合规划，全盘调度。

不过，从1981年以降，马哈迪开始掌权推动私营化开始，政府不仅把最底层的工作给外包出去，同时也把思考、规划一并外包给私人公司。造就今日马来西亚大量私人发展商推动发展，各赚各的，卖了房屋赚了钱，是否能够“发展”就听天由命，任业主自伤脑筋。

同时，把思考、规划外包的後果也包括，城市扩散发展，没有整合交通规划，当国际大都会如伦敦、纽约、东京是把人力集中，节约交通能源时，马来西亚的城市成为浪费汽油、生产大量废气的污染源。

从士乃泗隆路到古来公主城，废弃的店屋依然处处可见，有者幸运，托马来西亚政府压抑/不补助中小型企业产业转型，导致产业严重依赖低薪劳工，加之政府严管白领技术劳工，却大量开放低技术外籍劳工的畸形政策所赐，可以把楼上甚至楼下单位改装成外劳宿舍，好说好歹，每月也能赚回一些本钱；有些单位则不幸成为垃圾堆积处。

一个地区的发展，必须由政府内的政策制定人乃至於官僚体系及专业人士一起商榷，更必须有社会透明监督、问政、谘询。

在马来西亚，廿、卅年来的发展方式却是私人企业擎划，政府批文，社会大众负责付钱买店买屋。但最後是否能够带旺地区经济，还是空屋守日落，弃置一隅，无人负责。

更糟糕的情况是，由政府力量主导的官联公司，如实达建筑、怡保置地、依恩奥、马友乃德、马星、金务大置地，也加入私人房产市场分羹，而不是政府因应社会需要，调节中低价房屋与城市规划。

所以，当发展商拿著某某区又要起新厂房，建工业区的名堂，打精美广告卖楼卖房，炒高了楼价，工厂没盖成，或是工厂请得全都是领低薪的外劳，伤脑筋的可就是买房的投资人与望楼兴叹的中低收入户了。

柔佛州各县教育局要求各校必须邀请国阵代表出席100令吉学生补助金颁发仪式的命令，是党国不分，政治化教育与学府的最恶劣示范。

民主行动党政治教育局执行秘书兼柔佛州社青团理事黄书琪2013年1月11日（星期五）于古来发表文告：

柔佛州各县教育局要求各校必须邀请国阵代表出席100令吉学生补助金颁发仪式的命令，是党国不分，政治化教育与学府的最恶劣示范。

根据《当今大马》1月11日独家报道，柔佛州各县教育局下令辖区内学校，未来数周举行100令吉学生补助金颁发仪式时，务必邀请当国阵/联邦政府的代议士或地方民意代表代表出席。

有县教育局甚至规定必须张挂印有巫统主席纳吉及署理主席慕尤丁的布条，至大选为止。

尽管国阵依然是联邦执政党，但是政府并不等同於执政党，县教育局是政府公务机关，不应该在校方仪式邀请嘉宾一事上采政党立场，更不能强硬规定校方只得邀请特定政党背景之人士。

此举显然是巫统/国阵过去半世纪以来党国不分，把国家当作自家政党財产治理的恶果。

另外，政府每年预算拨款援助清寒学生，乃至於建设学校、聘请足够的老师，都应该是执政政府当仁不让，份内必须完成的事项；但是，国阵现在却用颁发援助金当政治舞台，捞取廉价政治资本的粗糙手段。

以民联雪兰莪州政府为例，从2008年接掌州政府以来，每年拨款1600万令吉给州内宗教学校、华小、淡小、独中；民联槟州政府2013年获联邦政府所拨的预算额只有11亿，占全国总预算2520亿令吉不到1%，甚至比理科大学所获得的预算都要少，但是，该州政府依然每年拨款1200万给华文学校、淡米尔小学以及宗教学校。

制度化拨款是完善我国教育建制的必要制度，相反的，柔佛州各县教育局要求各校必须邀请国阵代表出席100令吉学生补助金颁发仪式的命令，是党国不分，政治化教育与学府的最恶劣示范。

国阵政治人物如果真的有心帮助清寒学生，有志於教育，就应该推动制度化拨款，不再让学校成为政治人物捞取廉价政治资本的舞台。

教育的主体是老师与学生，县教育局应该思考如何减轻教师的行政工作负担，让教师有充分时间备课、辅导学生，而不是穷於应付各级单位发下来的繁冗行政工作。


黄书琪

当今大马（中文版）报导：
党国不分规定国阵代表颁补助 行动党抨中央政府政治化教育

Johor District Education Offices’ instructions to schools are proof of political interference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a consequence of BN's one-party rule for the past five decades

Media Statement by Johor DAPSY committee member and Executive Secretary for DAP Political Education Bureau, Wong Shu Qi, in Kulai on Friday, 11^th Jan 2013:

Johor District Education Offices’ instructions to schools are proof of political interference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a consequence of BN's one-party rule for the past five decades

It was reported in a Malaysiakini exclusive today that Johor District Education Offices (DEO) had instructed some schools to invite BN leaders to distribute the one-off RM100 cash aid for students and display banners publicising the event until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Furthermore, some schools were instructed to display banners with the photos of UMNO President Datuk Seri Najib Razak and Deputy President Tan Sri Muhyiddin Yassin.

These directives blatantly show how desperate the BN government is in the 100-day countdown to the 13^th General Election.

First of all, DEOs should not take any political stand since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a non-partisan government agency. DEO personnel/staff should serve the government of the day and not political parties.

Therefore, DEOs have no power to direct the schools to invite or ban certain figures from attending functions in schools.

Secondly, cash aid for students as part of school allocations is something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hould give periodically. It should not be given as a 'gift' only before a by-election or general election.

If the BN government is sincere in helping people, they should learn from the Pakatan Rakyat state governments where allocations are given to Tamil, Chinese and religious schools on an annual basis.

For instance, the Pakatan Rakyat-led Penang government allocated RM12 million for Tamil, Chinese and religious schools in 2013 even though the state was allocated only RM1.1 billion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its RM252 billion Budget.

It is despicable that the BN government abuses its power in using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 serve their own political interest.

The DEOs should instead be more constructive in discharging its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such as reducing the administrative tasks that burden our teachers and ensuring that they focus on the business of teaching our students.


Wong Shu Qi

死刑化閹能夠根絕性暴力？

在全世界歡慶2013年到來之際，南亞大國印度社會卻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抗議行動，抗議執法機關放縱性侵害犯罪嫌疑犯，因為23歲醫科女大學生遭輪暴，最終導致多重器官衰竭死亡一案，性侵暴力案件終於像蓋不住的氣壓鍋引爆社會輿論。

曾經在新德裡待過24年的女作家索妮雅（Sonia Faleiro）也投稿《紐約時報》，說出這個性暴力罪案之城，令女性寢食難安之處。

在其文中，令人揪心的有那麼一個段落，「若想看看她的臉，女同胞們只需照照鏡子。人們終於理解到，她們是多麼脆弱。」

是的，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仗著生理優勢暴力欺凌女性的性暴力案件依然佔這類型案件大宗。

該起性侵慘案發生之後，印度社會開始掀起峻法嚴治性暴力案件的呼聲，死刑、化學閹割、鞭刑，各種嚴刑峻法無不出台。

問題是，嚴刑峻法是否真的就能改善特定性別氣質人士恣意欺凌他人，暴力對待他人發洩性慾的「習性」？

我用「習性」一詞，因為這種暴力犯罪，並不是因為一時「精蟲衝腦」，無法抑制的突發犯罪行為，而是長期社會養成，對待另一種性別氣質的習慣。

印度的種性制度以及重男輕女惡習廣為人知，為了逃避女兒成年後的嫁妝，每年遭家屬謀殺的女嬰不計其數，把女性身體視為可以買賣、可以任意擺佈的物品，同時也把女性置於男性之下的可支配性別。

正是源於這種深沈的性別歧視，以及男性權力支配結構，把女性一步步逼進暴力深淵。

當然，不是所有活在父權結構底下的男性都是嫌犯，但不可否認的是，無論男女，認可男尊女卑、尊崇男性權力支配，是導致性暴力罪案的幫凶。

「殺頭的生意有人做」，我堅持一個人道、尊重人權的國家必須廢除死刑，其中一個原因正是，死刑完全無法根治犯罪，也無法嚇阻有意犯罪的人。

如果嚇阻真的有效，馬來西亞現在就不會有上千名死囚等著處決。

化閹、讓男人去勢，或許可以短暫解決問題，但是並沒有辦法根治其錯誤的社會心理狀態，變態的心理必須從心理糾正開始，性別平等教育因此有其必要性。

懲罰是不幸事件發生後的手段，若要解決問題，我們必須要問，如何可以防治性暴力案件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提倡性別平等價值，教導所有人尊重個人身體自主權，尊重不同性別氣質的個人，顯得格外重要。

根据统计，马来西亚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发生且记录在案的性侵害案件高达20768宗，平均过去十年，每天发生5.7宗强暴案。从2004年到2011年，每日平均发生案数，更是从4宗提高到10宗，半数受害者为16岁以下未成年女性。

如索妮雅所言，這起歲末年終所發生的慘案之所以非比尋常，並非其殘忍程度，而是該案終於引起社會的迴響，挑起眾人的怨憤。

马来西亚每几年总是有零星几宗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性侵害案件，挑起众怒，问题是，我们何时才终於要正视我国距离性别平等目标依然遥远，我们自以为女性可以出门工作、与男性在职场上平起平坐的性别平等假象，不过是纸糊灯笼？

马来西亚国会改革势在必行

本文原登2012年10月号《火箭报》

在2013年初，突然从友人王维兴脸书墙上读得《东方日报》连续数天刊出的国会改革专题报导，想起今年10月也曾经供稿《火箭报》这篇文章，该报网站并无上载这片文章，有兴趣一读的读者可以在此详阅：

除了指天笃地看水沟，国人印象中国州议员的工作范围究竟还包括什么？

发文告、登记选民、解决选民投诉、出席红白事、普渡晚宴、节庆活动？这些答案说正确但又不完全精准，实际上，民选议员的正职理应是在议会里监督行政部门、审查国家预算及财政报告和立法修法。

问题是，如何监督、审查、立法？为何在野党议员总是等到法案几乎生米煮成熟饭、预算案大概底定的时候，才有机会站出来指出问题？

如果读者们仍有印象，2011年底，律师再度走上街头赴国会抗议，要求撤回即将通过的《2011年和平集会法案》，在野党议员步出大门接过备忘录，但毕竟形势比人强，国阵在拥有多数议席且议长不让在野党议员充分论述的情况下，在野党议员最终只能选择杯葛议事。有公民团体质疑，在野党理应撑到最后一分钟，即使是输定的状况，都应该留在议事厅里投下反对票。

对拥有正常议事及立法程序的国家而言，这的确不难理解；但是，在马来西亚国、州议会，所有议员，包括执政党议员在内，都只有当法案、预算案文件放在议员桌上时，才有机会一探究竟，而每一次会期所需修改、通过的法案无数，更遑论整个国家预算案枝节众多，逐项针对费神豪时，难有时间深入，会期最后更常常挑灯夜战，囫囵吞枣的通过法案。

因此，杯葛议事成为马来西亚国会议员对议事程序不公的最后诉求手段，不同意者可以批评行使这项手段未尽议员责任，但却不能否认，客观环境限制，让在野党议员有心无力，留在议事厅反倒像是认同国阵主导的议程设定。

何谓委员会阶段？

那正常国家议会又是如何议事的呢？

实际上，除了在国会议事厅的一读、二读、三读法案、预算案程序，正常立法程序理应还有一个“委员会阶段”。

马来西亚国会并不是没有委员会，但是，除了公共帐目委员会（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PAC）之外，我们常听闻的是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Parliamentary Select Committee），例如2011年7月9日净选盟2.0集会之后，终于成立的选举改革国会遴选委员会。

二者最大的差别是，前者已经是常设委员会，后者是阶段性、任务性质委员会。

以同样实行西敏寺国会制度及联邦制的澳洲为例，澳洲国会下议院就有15个常设委员会，12个跨部门委员会、5个上下议院联合委员会。

对比之下，马来西亚只有5个常设委员会，目前没有任何国会遴选委员会。

在任何法案上呈到下议院，进入会议议程之前，这些法案、预算案都必须经过“委员会阶段”，那么，谁有资格成为委员会的一员？谁可以和委员会一起开会呢？

在拥有完整国会程序的国家，每一名议员都会进入至少一个到多个委员会，担任委员，负责监督该部会行政、预算等事项；这些委员会可能与联邦常设部门相对应，国会教育委员会监督教育相关事项、预算、国会交通委员会监督交通发展事项与预算、国会外交委员会负责监督外交部的决策与预算等等。

同时，委员会还有权召开公共听证会，邀集相关产业、学者、官方单位与非政府组织一起坐下来协商，聆听各方意见，更重要的是，部长也可以被委员会传召供证。

大马国会＝行政附庸？

因此，乍看之下，民联在第12届全国大选之后成立的部门监督小组，虽然是因应舆论对影子内阁的要求而生的产物，但却颇有委员会的结构，可惜的是，即便部分国阵议员，或者说，国阵党籍的正副议长认同，却因为没有编制预算，因此委员会制度在马来西亚国会依然是虚有其名的一层组织。

国会的预算、人员编制本来应该是独立于行政之外，就好像司法部门人员、预算编制不应受制于首相为首的行政部门；但是，自我国于1992年废除了《1963年国会服务法案》（Parliamentary Service Act 1963） 之后，国会就彻底丧失了自主聘用、编排预算的能力。用现任副议长旺朱乃迪自己的话来说，国会已经丧失制衡能力，成为一个合法化行政部门决策的机构。（注1）

一个健全的国会，不但要有自主聘用人力的权力，更应该拥有足够的预算，让议员在拥有足够资源的情况下，深入每一项议题，审核每一条立法，而非像现在的状况，由总检察署或行政部门牵著鼻子走。

不过，马来西亚国会在预算、聘用都必须仰行政部门鼻息的情况下，每年所得预算少得可怜，2010年6600万令吉、2011年8700万令吉、2012年7805万令吉，这些看似庞大的数字实际上还比不上一些单位、甚至非民选代议士如联邦委任村长所获得的拨款总额。

以2012年国会所获得的预算为例，2200万为行政支出，5100万令吉则是议员补贴；平均每名国会议员每月可得6500令吉津贴，与议员底薪相加之后，不过1

2000令吉左右。扣除日常办公室开销、交通费用、红白事支出、人事费用，一般议员了不起只能聘请一到两名书记或助理打理选区事务，遑论请一名专任研究人员，处理国会立法、监督部门行政的研究工作。

国会改革，势在必行

去年10月，因为国会在野党领袖安华开腔表态不支持加薪，政府收回替国会议员加薪至3万至3

5000令吉的建议；不加薪当然可以被视为与民共赴时艰的优良表现，但是，若能趁机推出改革建议，接受议员加薪，但规定其中一部分用于聘用专任研究人员或国会助理上，增加问政品质，恐怕效用比不加薪还大。

随著变天的跫音愈来愈接近，民联三党上台共同执政的机会也愈来愈浓，但是，一个正常的民主化国家不仅仅要有正常的政党轮替，更需要健全的立法、行政、司法体制，否则无论怎么换，我们都是捡烂苹果中比较不烂的那一颗。

要确保民主化为马来西亚社会带来正面效应，国会的改革势在必行，让真正能够立法、监察预算、问政的代议士进入议会，让立法监督行政，迫使行政部门整肃纪律；上至联邦部门，下至县市议会，无论是国家大政还是民生问题，不再是做得“差不多”就好，那么，水沟、路灯、马路就不会再是议员必须拿上国会讨论的议题。

*注1：旺朱乃迪于2010年1月16日出席“我的宪法”（MyConstitution）运动举办的“宪法谈：三权分立” 论坛时，如是表示。可参考《独立新闻在线》曾薛霏撰写的“副议长：我国无三权分立 制衡机制失灵行政权坐大”一文（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_v2.php?n=12013）

延伸阅读
《东方日报》308后国会专题
（上）朝野议员不务正业
（中）议员爱炫问答环节「短话长说」
（下）国会不独立 财政及人力受擎肘

2012歲末讀書心得 Books Review 2012

歲末年終，透過網絡書櫃做的統計，我今年沒有達到自己立下的目標，一月看書兩本，只跟去年打平，還是12本。不過，今年看的書本本厚重，頁數統計又要比前兩年都多。

這些書，有些是朋友推薦，有些是幾趟出國買回，有我自己本科如研究英國OFCOM相關多媒體政策的書籍，也有我無意在中國海撈到的兩本熊培雲著作。

熊培雲言論在許多自詡「左」的人眼中，恐怕是個右派，但他自己在回應中國的左右問題時指出，現在中國所發生的許多問題是上下，即有權與無權，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界線問題。

我會把他及另一名作者Michael Sandel（我與許多人相反，我不受其第一本著作《正義》的感召，他的第二本著作《Things that Money Can’t Buy》於我較為有趣）列入同一個類別。這個世界上多著是沒有特地標榜自己是特定主義信仰，但實際上都在挑戰/改變資本主義市場基本教義派運作方式的人，新任雅加達市長就是一例。

在熊培雲《重新發現社會》一書中，有許多讓我思考良久，很深刻的話語。他在形容市場開放前的中國時，直指，那個社會主義中國，是一個有主義沒社會的國家。

有主義沒社會是什麼面貌？看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知其一二。而在其《一個村莊裡的中國》，有主義沒社會更是躍然紙上，記錄在一個個村莊的歷史裡頭。一個社會失去機能，國家機器以主義凌駕於社會，強迫所有人成為一個個相同的有機體，沒有不同的方向，只有生與死不同的時間點。

任何對人類未來抱持理想者，大概都會視此為荒誕的一段人類史。

相比那個曾經無處不喊主義的紅色中國，好些亞洲國家是不存在「（社會）主義」（思想）的，若有，也在歷史洪流中被無情打壓。

回顧當前的馬來西亞，我們究竟需要用什麼來感召人們，進而改變整個社會/國家？

身為民聯成員黨的一份子，一個準備執政的政黨，民主行動黨不僅必須是在思想上是，更必須在政策上是一個落實社會民主主義內涵的政黨，紅色的大旗很容易揚起，高喊主義很簡單，就如道德約束是大家最容易理解的東西，批評別人的私德也是最容易引起大家訕笑呼應的演講；但是，對一個準備做政府的政黨而言，如何落實內涵，確實用我們相信的信仰，放在立法、政策上，為每一個人的生活帶來好的改變，卻似乎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所面對的對手，從來就不在乎什麼意識型態，60年代開始的FELDA計劃，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政策底下的土地改革計劃，只是這個土改到了馬來西亞，也沾染了種族主義色彩，意思就是不純正。

還有，國陣政府也認同要施行最低薪金制度，就連國陣的部長在國會答詢時，都已經明確表示，最低薪金制度務必落實在外籍勞工身上，否則，這個政策形同無效。

國陣是一個從來就沒有信仰，只信仰自己利益的政治聯盟，而關鍵時候，他們卻也知道，有些事非做不可。所以，從民聯的共同施政綱領、橙皮書偷取概念與政策也不奇怪。

那麼，我們要如何區別一個政府的良善真偽？我們有必要打起正紅旗高喊社會民主主義萬歲來為感召眾人嗎？

我寧願相信，我們必須在政策方面深化思考，不只是經濟層面的，也包括文化社會、環境、外交、國防與內政；我們不能只拿著一個主義招牌到國會去辯論，解決問題也不能靠「信仰」，必須理出套路，提出一個甚至多種解決問題的方式。

唯有在實踐當中，我們才能檢視哪些人是真正相信自己信仰，哪些人不是；哪些是摻雜了大量種族主義思考的（偽）社民主義者，哪些是趨炎附勢西瓜靠大邊的機會社民主義者。捍衛符號與高喊口號一樣，都是精神上提振士氣、感情上動人，但對於問題本質，動搖不了根本的手段。

美国总统大选观察手札

【原文刊載於2012年12月號《火箭報》】

就在马来西亚13届全国大选姗姗来迟之际，2008年与马来西亚同年举行大选的几个国家早已举行新一届选举，选出新政府，其中一场选举正是世人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

而我适逢其盛，参与了美国青年政治领袖协会（ACYPL）举办的选举观察团近距离见证这一届的总统大选。

撇开两国政府以及选举制度的不同，美国这一届选举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却值得我们关注、引鉴。

尽管总有马来西亚人以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为标竿评量族群关系，但实际上，美国的种族关系并不如外界想像，这一届大选的族群投票倾向更是让人侧目。

举例而言，负责招待东南亚、太平洋岛屿代表团的当地年轻领袖，白人男性清一色为共和党支持者，亚裔、非裔、女性则是民主党支持者，这样的样本或许没有代表性，但却让我们直接看到这一届美国选举的族群投票倾向。

除此以外，在两党造势场合中，支持者属性也非常明显，罗姆尼与欧巴马分别在11月3日及4日晚前往其中一个关键州──科罗拉多（Colorado）造势拉票，共和党支持者明显以白人为主；相反地，欧巴马隔日的造势场合上，除了白人，非裔丶亚裔丶西语裔随处可见，跨族群特色非常明显。

共和党的反移民政策让支持移民政策的欧巴马拿下数个重点州的西语裔选票；同时，欧巴马的白人（非西语裔）选民得票相对上一届下降3-4%，若非其他族裔选民的高投票率，他不可能在关键州打败罗姆尼。

美国人口版图转变，已是一项不可逆趋势，西语裔人口强势增长，让移民政策相对开放的民主党拿下胜利，共和党的反移民立场则弄巧反拙，先让自己阴沟里翻船。因此，选后隔天与我们见面的共和党学生代表立即表示，该党当务之急，就是使之更加族群包容，而非白人限定。

反观马来西亚，乐于把族群与政党倾向绑在一起的现象依然大行其道，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10月公布对马来西亚的评估报告已经明言，来届大选将是马来西亚能否跨出种族/社群主义的转捩点。

因此，民联三党必须坚定站稳跨族群中道立场，强调三党不分族群、肤色、语言、宗教信仰的政治、经济民主政策，方能击垮已经走向偏峰的国阵种族主义政治。

另外，美国和马来西亚一样有选民登记制度，但其选民登记程序相对我国简便许多。因此，出口民调皆指向新增的西语裔选民及年轻选民的高投票率是欧巴马的致胜关键。

我国合格选民在2008年大选之后，强势增长，截至2011年杪，我国新登记选民共有220万人；比2008年的1090万选民增长20%。

选后隔天，东南亚与太平洋岛屿观察团与科罗拉多学院三名教授交流，其中一名资深教授Dr. Bob Loevy为中坚的共和党支持者，他直言这是一场3P选举，即Partisan、Philosophy及Polarisation。

他批评共和党把竞选主轴都放在社会议题的意识型态辩论上，如健保与堕胎议题。而艾迪森民调公司为美联社及其他电视台所作的民调及出口民调都显示，经济才是大部分选民（43%）认为最重要的议题，比投选健保为重要议题的选民多出30%。

但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议题辩论，美国政治人物挂在嘴边的绝对不是“粉身碎骨、丧失人命”也要捍卫政权这类极端言论；相较之下，贪污才是马来西亚的竞选主要议题。

我们可以批判美国选举耗费数十亿，政治献金大行其道，但绝对不会出现任何一方完全失去媒体报导，无法获得公平曝光率的状况，更甭谈幽灵选民、选民册灌水这类大马式奇谈。

美国贯彻联邦制地方分权，就连选民册也是各州独立管理，换言之，住在华盛顿的选民A搬到加州后登记成为当地选民，其名字依然会出现在华盛顿选民册内。但是，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却没有任何一方会加以操弄。

相较之下，马来西亚统一管理的选民册理应非常清楚、整齐，我们的选举不应存在任何污点，但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的选举不公污染源来自最根本的名册，别说重复投票，就连死人、外籍人士都可以投票。

另外一项让美国人引以为傲的事实就是在其立国224年历史中，共经历22次政权转移，每一次都是和平落幕，从来没有落败的掌权者不愿交出权力的纪录。而建国49年，即将迈入50岁的马来西亚，在自治政府时期就已经当选的联盟─国阵政府，就连向人民承诺将会尊重选民意愿，若选举落败，将会和平移交权力给新任政府的胆量都没有。

巫统主席兼首相纳吉在美国总统大选后两天，在马六甲向民众表示，奥巴马重新当选显示美国人不信任罗姆尼的新议程，“他们不想拿国家前途当赌注”，因此，他呼吁我国选民向美国人民看齐，继续支持他的政府转型计划。

纳吉如果不是国际政治白痴，就是把人民当猴子耍，奥巴马与民主党2008年当选时的口号就是“改变”，政党轮替在美国民主体制中稀松平常，每一名总统任期最多也只有八年，民主党若在接下来四年无法兑现承诺，2016年被换掉也可期。

在美国见面的众多政治人物中，无论是共和还是民主党人，听闻马来西亚巫统政权掌政57年，却没有在选举中被刷下马，都视之为旷世奇闻，因为，除了中国、北韩等共产国家，世界上所有举行选举的真民主、假民主国家中，马来西亚国阵政府目前在位最久。

目睹美国大选激情过后，我国人民将会在接下来几个月内为做出抉择，这是一场马来西亚命运分水岭的选举，我们不只要改变（Change），更要向前行（Forward）。